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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與傳播學研究:概念、爭鳴與探索

作者: 孫萍 發布時間:2018-12-11 11:03:0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傳播技術和人工智能的發展使算法成為信息社會的重要特征。隨著移動媒體和數字終端的日漸普及,算法逐漸由“幕后”走到“前臺”,而我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在被算法“包圍”。作為資本、權力、技術、文化的集結體,算法使信息技術發展呈現出更為多元和豐富的傳播景觀,也對未來傳播學的發展方向和路徑帶來了挑戰。

算法的意涵與概念化

作為具有廣泛應用性和連結性的信息技術,如何對算法進行概念化成為傳播學領域重要的研究議題。算法的應用領域廣泛,包括諸如GPS路線規劃、購物推薦、屬性匹配、病情預測等方面,各行各業的發展也日漸離不開算法的幫助。不難看出,算法具有明顯的交叉學科屬性,它的發展與計算機科學、神經科學、心理學、物理學、數學等學科領域關系密切,因而在定義上也具有多面向和多層次的特點。綜合來看,目前學界對于算法的定義主要分為兩個層面:基于技術邏輯的定義和基于社會科學視角的定義。前者強調其生產和應用的專業性,后者則更注重社會建構與文化情境。

美國華盛頓大學計算機科學教授佩德羅·多明戈斯(PedroDomingos)認為,算法指基于特定而精確的邏輯運算,將輸入的數據轉化為可預期結果的編碼指令。這一定義強調了算法的兩大特點:邏輯和數據。前者是保證算法正確輸出和有效運作的必要條件,后者則是算法發展不可或缺的“另一半”:只有基于數據支撐,算法才能運轉并發揮其計算、分類、總結、推理的效能。相比較而言,基于技術層面的算法定義更加具體、集中和有針對性,同時展現出算法的高門檻和“黑箱”特點。

社會科學或者傳播學對算法的定義在內涵和外延上更具包容性和多元范式。人類學家尼克·西弗(NickSeaver)認為,算法是多元傳遞模式下的一種技術制度和文化實踐。他認為,從社會建構的視角看,僅從數學邏輯的角度理解算法是不夠的,應該將算法的定義拓展至社會科學的多元流派和范式中。他從社會對話與建構的視角出發,認為算法不僅是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已然成為文化實踐本身。這樣一種延展性的定義,將算法所嵌入的傳播實踐、社會文化、權力關系和技術政治納入其中,為社會科學提供了更加廣闊和豐富的研究圖景。首先,該定義將算法的技術和文化雙重屬性納入概念框架進行理解,有助于彌合社會科學對于算法研究中“技術缺失”的問題。其次,對于“制度”和“實踐”的強調,突出了算法與社會之間“嵌入”和“脫嵌”的互動關系。這不僅讓我們看到了算法滲透于社會系統的方方面面,也強調了作為聚攏社會資源和技術力量的算法所擁有的改變和闡釋社會的力量。

研究導向的困境:歷史、資本與技術

無孔不入的算法也為傳播學的發展帶來了挑戰。一方面,作為社會科學,傳播學傾向于研究技術的傳播屬性、渠道和社會影響,而對于諸如算法在內的技術可供性和運算邏輯本身的研究并不擅長。另一方面,算法作為網絡社會“基礎機構”的一部分,其背后的驅動力和連結性繁雜多樣,很難界定個中關系。目前來看,傳播學對于算法研究路徑的開辟存在三個主要的挑戰,分別來自于歷史脈絡、資本屬性和技術實踐。

首先,目前對算法的認識缺乏清晰的歷史脈絡,未能從科技傳播史的視角對其歷史歷程、影響和特點進行全面理解。傳播學者在研究算法時,忽略了算法本身的歷史嵌入性和發展變遷。算法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它的出現也并非是數字時代和信息化的產物。最早的算法可追溯到中國的商周時期和古希臘戰爭時期,從對軍事情報傳遞的加密到時日歷法、算數測量等日常數學推理,都展現出算法的雛形和邏輯。算法的歷史脈絡發展也凸顯出它本身的物質屬性,而現今算法的電子化和虛擬化過程,可以被看作其發展歷程中的承載方式的重要變遷之一。

其次,學界在高呼算法給社會帶來的便利、高效、精準之外,常常忽視其背后基于商業和市場邏輯的資本鏈條。這樣的研究多見于對人工智能、虛擬現實和大數據的先驗性總結和量化研究之中。傳播技術的緊密聯系、龐大的用戶數量和基礎建設的巨額投入,往往是基于市場盈利和商業運作的邏輯。這凸顯出算法的社會關聯屬性,IT巨頭和風險資本的大量注入使算法在促進平臺經濟和日常消費的繁榮時,也使得人們面臨信息安全、數據剝削、勞動不穩定等諸多問題。

最后,傳播學在如何打開算法“黑箱”,關注技術拓展的傳播形式和技術以外的數字實踐等方面面臨挑戰。在研究信息技術傳播時,傳播學多關注媒介的內容接受與傳遞效果,忽視技術的可供性和承載性所帶來的社會影響。算法作為信息傳播技術研究中日益重要的組成部分,也對研究路徑和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戰。人類學家布萊恩·拉金(BrianLarkin)提出,對于傳播技術的研究要注重民族志、田野調研、參與式觀察等社會研究方法的應用,有效結合個體經驗和社會框架理論,突出算法的實踐屬性。

傳播學有關算法研究的發展方向

算法的出現重構了數字社會的傳播路徑,也影響了人們定義知識、認識世界的具體方式。作為一種傳播中介和技術承載平臺,未來傳播學對于算法的研究方向可以重點關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算法與社會身份的建構。數字經濟和互聯網的發展大大拓展了算法作為技術的嵌入性和融合性,通過大數據累積和智能傳播等渠道,算法逐步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的衣食住行、社會關系、宗教倫理、文化傳統等日益彰顯算法的滲透性。這里的社會身份泛指算法帶來的文化表達、傳播互動、自我認同以及社群建立等,它旨在探究算法如何滲透并對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及其認同建構進行中介。

二是算法與新型社會傳播機制的建立。對于傳播模式的探討一直是傳播學研究的重點。算法作為具有資源聚攏特質的技術系統,重構了傳播的地域關系、人際關系、階層關系和時空關系。要探索基于算法的新型傳播關系,除了秉持媒介效果研究、大數據預測研究的路徑外,也應該拓展人工智能的接受與使用研究、網絡路徑分析研究、新媒體自動化生產、技術民族志等研究領域,進一步豐富算法傳播研究的內容和圖景。

三是算法話語的表征和傳播實踐。這里的話語表征指的是圍繞算法所形成的社會話語和表達方式。福柯認為,話語決定特定時代人們探討的問題和對象,話語是知識生產的途徑。算法時代,人們生產、消費、實踐的具體活動中都凸顯出對于算法的知識建構體系和觀點認識。這些有關算法的觀點如何體現在文本、話語和傳播實踐中?個人表征如何在社會互動中變成群體話語,并產生變革力量?算法的話語力如何在個人、集體、組織和社會中傳遞?這種話語傳播對社會結構和體制機制有何影響?這些是目前傳播學算法的話語研究領域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四是算法的批判和反思性研究。算法的批判和反思性研究可以從多個層面展開,包括算法的生產與傳播效果、算法的虛擬性與物質性、算法的可見性和不可見性等。作為一種連接技術、政治、文化和經濟的聚攏性系統,對于算法的詮釋,傳播學可以從文化研究、政治經濟學研究、媒介研究、場域研究中汲取資源,來分析算法傳播中所涉及的權力關系、修辭方法、合法化建構等議題。算法批判性和反思性研究要求傳播學者緊密結合歷史發展和時代背景,在經驗研究的基礎上有效提出問題、建議和思考。

上述四點僅是對未來傳播學研究可能走向的預測和建議,目前,傳播學領域的算法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相關的研究理論和方法有待進一步探索。這對傳播學的發展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國內傳播學者應積極拓展算法研究的經驗主義和批判研究范式,扎根實踐研究,拓展理論化和概念化創新,積極推進算法的本土化研究。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