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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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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垚:新中國成立之初農村讀報組的歷史考察

作者: 沙垚 發布時間:2018-06-28 15:12:00 來源:新聞記者

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村讀報組經歷了從群眾運動到經常化制度化的過程,這一轉變的完成有賴于農村俱樂部的建立。重新梳理這一歷史進程,對于今天的群眾參與新聞實踐與黨報踐行群眾路線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與理論價值。

在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史上,群眾參與新聞工作是一個重要的創舉,主要體現在“群眾讀報、群眾辦黑板報、工農通訊員”等三個方面。要想把黨的方針政策、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念傳播給群眾,“單單依靠記者、編輯和基層干部的傳達是不行的,必須依靠更廣泛的力量——讀報組”。1944年陜甘寧邊區文化教育大會上通過的《關于發展群眾讀報辦報通訊工作的決議》要求:“在可能的條件下,均應組織讀報,各地區鄉干部、小學教師、工作人員及一切文化工作者,均應積極組織這個工作”,“應該細心研究群眾的興趣所在,以便引起群眾參加讀報的熱情;應該使讀報工作與群眾的生產、衛生、識字、娛樂等各種日常問題的解決相聯系,并應注意培養群眾中的積極分子,以便使讀報組成為能夠持久團結群眾推動工作的核心”。1952年,陜西省委宣傳部的一份文件提到“讀報組是黨教導人民群眾和加強黨與人民群眾聯系的最好的組織形式之一,也是人民群眾自我教育的一種很好的組織形式,是推動各項工作的重要力量”。這里,明確了讀報組的性質、功能與主體。

雖然延安時期“九成以上老百姓和大多數鄉村干部不識字、不能看報,……報紙和群眾聯系不夠”,但讀報組作為一項群眾參與新聞生產與傳播的實踐活動,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推動,并為1949年以后新聞領域踐行群眾路線提供了可以參照的樣本。1950年代,在工農群眾識字讀報的水平經由冬學、夜校、民校等學習,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尤其是新生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宣稱要繼續推動群眾參與新聞實踐的大背景下,讀報組會呈現出什么樣的新面貌?從中我們又能提煉出哪些經驗與特征,用于指導今天的新聞生產與實踐?

一、1950年代初讀報組的建立

陜西省的農村讀報組是從1950年7月開始建立的,截至1952年6月底,據陜西省委宣傳部不完全統計,全省已經建立起7.559萬多個讀報組。參加的人數已達142.63萬多名,約占全省總人口的10%以上。這些讀報組對提高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促進農業生產和農村各個時期的中心工作都起到了巨大而積極的作用。“讀報組的興旺發展,……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的基層社會生機勃勃,組織化程度很高”。那么,它們是如何建立起來的?

首當其沖的一個問題是,讀報組是哪些人在讀,又為什么愿意讀?答案是“農村知識分子和識字農民”。根據1952年對渭南專區藍田縣六區二鄉、寶雞專區寶雞縣雞峰區五鄉和咸陽專區淳化縣鐵王區秦家河鄉的調查,這三個鄉每村均有3-4個知識分子或識字農民。這個數字在1950年代初的關中農村是較為普遍的。要把這些人動員起來,加強思想教育,“使他們認識讀報工作是一項光榮任務,能夠任勞任怨、不計報酬,踏實負責地工作”。同時,物色一些成分好、熱情積極的知識分子加以培養,培養的辦法,一是吸收他們參加速成識字師資訓練及積極分子訓練班,二是由完、普小教員巡回指導,就地培養。以這種方式不斷擴大讀報員的隊伍。

讀報就需要有報紙,1950年代初農村百廢待興,訂報的錢從哪里來?初期各地多半是讀報組的組員們平均攤派,這種方法不可持續,必然會有人不愿意,進而導致報費收不起來,有不少讀報組也就因此解散了。但同時,各級宣傳部門又三令五申,一遍遍號召動員建立讀報組,怎么辦?實踐中,人民群眾探索出如下解決辦法:(1)各村制定增產計劃,將增產的糧食拿出一部分訂報;(2)有荒山的地區,全體村民一起去開墾一塊荒地,將所生產的糧食拿出來訂報;(3)全村集體搞副業生產一次,如賣柴、販炭、割麥、打場等,或抽一個人去搞幾次副業生產,其他村民予以輔工,將生產所得利潤或工資,拿來訂報;(4)每個組多喂一只雞,將雞蛋賣的錢訂報。無論是墾荒、賣柴、販炭,還是養雞都屬于臨時性的措施,對個人的熱情與積極性依賴程度較高。但不管怎樣,在1952年的時代背景下,它們確實解決了訂報費的問題。

可是,偏遠地區怎么辦?有些農村交通不便,郵局直接寄不到。一般來說,只能送到縣里,縣里又經過區、鄉兩級政府轉給農村讀報組,有時轉得遺失了,有時壓下幾十天還轉不到。時間長了轉一次就是厚厚一沓,群眾又一下沒時間看完,于是就覺得“不如買個書本本方便”,不愿意訂報了。一些讀報組也就因此解散了,還有的流于形式,不能經常讀報。為此,一些縣區由宣傳部牽頭,積極探索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如興平縣委宣傳部與郵局協同在全縣建立了3個大郵圈19個發行站和11個代辦所,開通郵路,使報紙能迅速直接送到群眾手里,1952年全縣已經有70個鄉能夠看到當日的報紙。再比如周至縣組織農村通訊網,從區到鄉直至村都建立了報紙宣傳站,由群眾選出傳訊員轉送,傳訊員所花費的勞力,用記工算賬的辦法,由全體組員幫助他生產或代他參加公共勞動等來補償,這樣,該縣45個鄉就有28個鄉能看到當天的報紙,路較遠的17個鄉也可以看到前一天的報紙。

還有某些山區農村,人口分散、地區遼闊,有些村莊只住兩三戶人家,村與村距離很遠,要把幾個村的人合起來組織一個讀報組,事實上辦不到,若一個村單設一個組,又沒有識字的人。對此,陜西省宣傳部要求:首先,凡是到這些地區去工作的干部,都必須隨身帶報紙,人到哪兒,報到哪兒,見了群眾就念就講;其次,先在有識字人的村莊建立讀報組,先找到識字的人,經過宣傳教育取得本人同意,教給他讀報的方法,然后把村里的人組織起來成為一組;最后,選擇有積極性的讀報組長或讀報員,劃分區域,分工負責,定期抽空到沒有識字人的村子讀報,即“流動讀報員”。

二、以群眾運動的思路組建讀報組

“群眾運動是中共在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非常規政治手段,具有常規行政手段所難以比擬的優越性,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接連不斷的群眾運動可以幫助黨和國家在短時間內有效地動員鄉村民眾、實現鄉村治理”。群眾運動的策略和模式,一般認為包括:“啟蒙與喚醒,以政治號召爭取群眾”;“組織及組織化生活,構筑群眾性政治運動的物質基礎”;“實際運作中前緊后松,存在矯枉過正的動機”,等等。爬梳史料可以發現,1950年代初關中農村讀報組主要是按照群眾運動的思路進行的。

成立讀報組的最初推動力來自宣傳部門。1950年起,陜西省宣傳部一面責成各級黨委宣傳部大力建立讀報組,一面搞試點,在華縣結合土地改革大量發展讀報組,兩三個月中即建立起650多個組。“國家的在場”與“黨政干部的大力支持”是讀報組得以普遍建立的重要原因。哪里的黨政干部重視和推動此項工作,哪里的讀報組就能得到迅速發展。如臨潼縣的干部重視,1952年全縣已有讀報組1433個,2.8萬多人參加讀報,占10歲以上人口的62%。平均每個自然村有4個組。不僅如此,村、社干部的重視和支持也很重要,因為讀報員沒有行政權,安排讀報時間和召集農民聽報等,都必須通過干部,只靠讀報員自己很難召集起來。

如果說政治的推動和干部的支持是農村讀報組成立的前提,那么廣泛發動群眾參與讀報活動便是關鍵,這里的“群眾”包括兩類群體,讀報員和聽報農民。

激勵機制是發動讀報員的主要措施。既包括物質上的,比如通過發動群眾適當解決他們生產上的困難,給工作成績好、受到群眾歡迎的讀報員以適當的物質獎勵。還包括精神上的,比如1952年七一節,由省委宣傳部、省人民政府文教廳、陜西日報社聯名獎勵了4個模范讀報單位和15名模范工作者和讀報員,起到了“獎勵模范,樹立旗幟”的作用。總之,通過團結教育、培養輔導和激勵機制,確實有效地推動了農村讀報組的發展。比如淳化縣秦家河鄉白堡村到1952年9月,就組織了讀報組36個,聽眾約700余人,發展宣傳員47名并伴有黑板報30塊,廣播筒15個。

更重要的工作是讓農民廣泛參與。除了上級宣傳部門和黨政領導的動員之外,“社會大討論”是另一個有效方式。比如《陜西日報》1951年7月組織各地農民以讀報組的方式發起了“雷昌恩發家走的哪條路?”的討論,以此為依托,僅長安、富平等五個縣即有5000多個讀報組參加了討論。估計全省參加討論的,約有兩萬多個組。群眾來信說,他們“思想上對讀報組的重要性有了明確的認識,懂得了建立與鞏固讀報組的方法”,“深深感覺參加模范讀報組的好處”,并都表示“下定決心把讀報組工作搞好”。

群眾運動過程中常見的“政治主導”、“組織推動”、“激勵動員”、“社會大討論”等思路和措施在這里均可見到。不僅如此,1950年代初農村讀報組實踐還呈現出一擁而上、前緊后松、流于形式等特點。

由于各級宣傳部門缺乏經驗,也未能及時動員,很多農村地區的干部、群眾對讀報組缺乏了解,讀報組發展得很慢,1950年初全省才1900多個讀報組。至1950年底,宣傳部門采取了上述措施,找到了讀報員,獲得了地方黨政干部的支持,進行了廣泛的組織動員,到1951年七一,新增2.02萬多個讀報組,到1952年6月底,又新增5.55萬多個,達7.559萬多個讀報組。但由于發展過快,各地將建立讀報組視作政治任務去完成,比如佛坪縣三分之二的讀報組流于形式,不能經常讀報。寶雞雞峰區五鄉把35歲以上的人都編入讀報組,每組有六七十人之多。讀報時哄哄一堂,你說他笑,收效甚微。還有些地方讀完之后就算完事,不進行討論,所學的知識不用在生產上。因此到1952年8月中旬,省委在各地委宣傳部長和報社社長聯席會上確定,下半年起,讀報組的工作任務調整為“整頓,使不鞏固的能夠鞏固起來,并在鞏固的基礎上逐漸提高。到明年(1953年)春季,再根據整頓情況,來確定新的發展計劃”。

當讀報組以群眾運動的方式開展,更多的問題就會顯現出來:(一)在形式與內容層面,主要是自上而下地宣傳黨的政策與意識形態,文件里不斷強調要結合農村實際,這也恰恰說明實踐中并沒有很好地結合村情民情;換言之,讀報內容是外來的,與農村社會的日常生產生活沒有更多的互動,甚至連讀報這一宣傳的形式都是新的,農民一下子能不能接受和喜愛?(二)雖然群眾被動員起來了,成立了很多讀報組,也探索了解決經費的途徑,但是動員之后怎么辦?并沒有確立一個長效機制保障讀報組的運行。換言之,在1950年代初,農村讀報組并沒有深度嵌入社會結構,而是以群眾性運動的形式漂浮于社會結構之上。(三)團結和培養一批農民知識分子,既識字又有一定的政治覺悟和服務意識,需要一定的時間,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何況“各地均未有意識地采取各種辦法對農村識字的農民加以培養”的現象大有存在。

建設社會主義離不開人民群眾。對政黨或國家來說,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如果不能被群眾理解和支持,不能深入人心,將很難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更罔論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對農民群眾來說,他們感受到了新的文化和新的氣象,隨著農業生產的恢復,生活的逐步改善,他們對文化娛樂、科學知識和思想教育都表達出了更高的訴求。無疑,讀報組是一個可以深入農村,讓群眾參與,教育群眾,并實現群眾自我教育的有效方式。只是,讀報組活動的經常性如何保證?

三、農村俱樂部:讀報組的經常化與制度化

一份關于農村讀報組的調查報告提到要“使讀報工作做到經常化制度化”,如何做到?這需要從1950年代中期的農村俱樂部說起。

1955年4月陜西省召開了第一屆文化行政會議,要求各地農村文化館、站逐步把主要力量轉向組織和輔導俱樂部工作。因為農村合作化事業迅速發展,給農村文化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要“大力發展農村群眾業余文化活動綜合性的組織——俱樂部”。1956年,西安市計劃建立農村俱樂部564個,咸陽市18個,咸陽縣323個,鄠縣321個,長安縣768個,銅川縣270個,渭南專區7382個,寶雞專區7235個。事實上,截至1957年1月,陜西省83個縣、市,建立了1.3211萬個農村俱樂部。

什么是農村俱樂部?《關于發展和提高農村俱樂部的初步意見》給出了明確的定義:“農村俱樂部是在合作社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進步的、高級的農村業余文化活動的組織形式。是黨和政府在農村開展以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群眾和抵制資產階級思想侵蝕的重要陣地,是鼓舞農民生產熱情、推動中心工作的有力工具,是活躍農民文化生活,以健康的文化休息代替不正當娛樂的良好場所。由于它是群眾自己辦的,而且是包括各種文化藝術形式的綜合的組織,所以最受群眾歡迎,也能夠充分發揮勞動人民在文化藝術上的創造性和積極性;同時,它能夠緊密地結合生產,為群眾服務,也便于政府和文化部門進行思想指導和業務輔導。”

俱樂部不是臨時的群眾活動小組,而是伴隨在農村合作化過程中產生的綜合性的文化常設機構。成立俱樂部是納入縣、區、鄉的“文化工作規劃”和“合作化全面規劃”的,是“農村干部經常的領導工作之一”,要“經社管委員會批準,報鄉人民委員會備案”。

俱樂部設立文藝宣傳股,包括創編工作、幻燈放映、業余劇團、收音廣播、黑板報、讀報組等;社會教育股,包括圖書室、民校、識字組、講座會等;科技推廣股,包括農業科學技術和衛生的普及宣傳,推廣自然改造經驗等;體育活動股,包括軍事體操、各種球類運動等。同時還要求“分設各股”要根據各村的“實際情況”,不能大而全。俱樂部在農業社管理委員會的領導下,通過選舉組成俱樂部委員會,統一領導俱樂部活動,設主任1人、副主任2人、委員4人(委員人選中有村主任、兩個農業社主任、團支部書記、村社文教委員、村婦女主任)。每股設正副組長各1人,各項具體工作都有1-3人負責。顯然,讀報組是農村俱樂部的一個常態化與制度化的內設機構。自1955年起,讀報組被納入國家文化體制,成為最基層的開展業務的活動單位。

因此,可以認為農村俱樂部的建立是農村讀報組從群眾運動走向制度化的關鍵一步。

農村俱樂部是“農村業余文化活動的一種綜合形式,把農村各種單一性的、分散的文化藝術活動,聯合起來便于進行輔導和統一領導”。換言之,農村俱樂部是農村文化資源的總動員,為農村文化和新聞宣傳活動搭建了一個新平臺。在這個平臺上,我們可以看到兩個趨勢:第一,讀報組不再孤軍奮戰,它有很多合作伙伴,比如秧歌、戲劇、快板、說書、廣播、板報、幻燈、講座等等,這里既有農村傳統的文化形態,農村的風俗習慣和民間文化被尊重了,也有報刊、廣播、幻燈、電影等新的媒體形態,兩者通力合作,有機融合,共同服務于農民的生產生活與社會主義建設。第二,讀報組已經抵達農民日常生產生活的維度,成為一種儀式。讀報活動能結合農村生產生活的實際,配合農村中心工作,讀報與入社結合起來,通過讀報的方式團結社外群眾,讓社外群眾對合作社產生感情,并向往社內群眾的文化生活,從而更接近和積極要求入社;反過來,農民組織起來,合作社壯大了,也就更能保障讀報組的經常性運轉。同時,也更注重根據群眾不同年齡、性別和興趣來組織讀報內容,采取“一讀二講三討論”的方法,讓聽報群眾更好地領會文章精神、學到知識,同時注意堅持業余原則,讀報不耽誤生產。

每個大隊、生產隊都會訂閱報紙,一般來說大隊的報紙是《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紅旗》雜志,兩報一刊;生產隊訂閱省一級的《陜西日報》、《陜西農民報》和《陜西科技報》。報紙直接送到大隊長和生產隊長家中,隊長看完之后放在辦公室,讓普通社員閱覽。但社員一般不會主動去閱讀報紙,經常到生產隊辦公室看報的人是固定的一小批積極分子。……到了晚上,還要讀報政治學習。開隊會一般是隔幾天或者十幾天,要把貧農代表叫上,他代表貧下中農的意見,和現在的人大代表很像。開會時,生產隊長要召集全隊人一起學習,大家自己帶上小板凳,主要學習報紙社論。隊長常常去公社開會,開完會回來就在生產隊的會議上傳達上級精神,主要形式是隊長宣讀。

大躍進的時候,村里安裝了幾個喇叭,水井房一個,生產隊兩間辦公室的門外空場上一個,還有其他公共場所一個。在每天早晨起床以及吃飯的時候,大喇叭就響了,轉播收音機的新聞和文藝節目。

由此可以看出,讀報活動已經融入生產隊的日常生產生活中去了,即便沒有讀報員,讀報也會由生產隊長完成,且作為政治學習的日常儀式。而且,讀報不僅有現場宣讀、講解的方式,還會通過村里的大喇叭、收音廣播等方式進行傳播。通過夜晚開會讀報和早晨廣播報新聞,一個熱火朝天的時代圖景勾勒盡顯。在1956年前后,關中農村讀報組用實踐探索出一條從群眾運動到制度化、常態化的運行模式,將讀報組納入國家文化體制,成為合作化運動進程中文化領域的標準配置,有固定的組長和機構設置,如此,讀報組開展活動就有了制度保障。同時,讀報不是可有可無的臨時活動,而是定期舉行的日常儀式,其內容也與農村彼時的生產生活密切相關,有時甚至能解決生產中出現的問題,推動社會發展。

某種程度上,1950年代中期農村俱樂部和讀報組的實踐對群眾運動的成果“難以制度化、常規化,只能以接連不斷的新運動來維系,從而在社會變革的動力與社會運行的常態之間,形成了難以消解的矛盾”這一重要問題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四、讀報組的當代意義

在黨的新聞事業發展史中,“讀報組”留下了濃重的一筆。“重新梳理和思考讀報組的發展歷程,對于思考在社會急劇轉型、各種矛盾交織的今天,黨報如何……更好地發揮作用,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從新聞史的角度,可以梳理出1950年代農村讀報組經歷了從群眾運動到制度化常態化的轉變;在理論層面,則對今天媒介中心主義和新聞專業主義的發展路徑提供了一種另類的思考。

首先,常態化不僅需要制度的保障,更需要人的主體性。讀報組實踐啟發我們鄉村媒介活動當以群眾為主體,充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使他們以主人翁的姿態參與社會建設,不僅能踐行群眾路線,而且能化解社會矛盾,還能激發潛藏在社會深處的正能量和價值感。

比如,1950年代長安縣東祝村讀報員常常把報紙帶到田間,利用休息時間閱讀,還把破屋子改造成了圖書室,4個識字青年義務擔任管理員,建成“屋頂廣播”,每周二、四、六晚上輪流播講國內外大事和村里的生產情況,還有黑板報、漫畫,每周一期……F如果沒有一定的主體性覺悟,僅僅靠群眾運動式的動員,是很難做到的。青年讀報員不是照本宣科地讀報,而是有情感、有溫度,以問題為導向,讀報方式講究靈活多樣,他們“避免平鋪直敘地念文件,結合講解,視內容篇幅的不同,采取邊讀邊講,先讀后講,對篇幅過長的只講大意,不讀全文。講解時結合實際,有鼓動氣氛,啟發群眾共鳴。當群眾在聽講中紛紛議論時,就順勢引導討論,不必勉強再讀下去,對尚未讀到的精神,則結合討論進行補敘”。比如,在讀秋收秋播相關的文章時,劉家嶺大隊的讀報員就引導群眾逐項排查各項準備工作,引發群眾熱烈討論,他們發現大隊在種子、庫房、牲畜、場地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問題。隊長聽到這些意見,當晚就召開隊委會,落實各項工作。

廣播有廣播員、報紙有讀報員、電影有放映員,他們的身份都是農民。他們以人為媒介,把內部的、外部的故事內容和傳統的、現代的媒介形態都整合起來,嵌入農村社會結構之中,共同服務于1950年代的農村社會轉型和社會主義建設。我們很難想象,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社會主義建設,如果沒有這樣一支“指揮自如、訓練有素、且能廣泛深入民間的群眾性宣教隊伍,那么各項政策的上傳下達還能否進行得如此順利”。通過俱樂部和讀報組,在1950年代的農村新聞傳播與文化實踐中,農民獲得了與其政治經濟身份相匹配的文化身份,以文化主體的身份登上了社會和歷史舞臺,在這里農民自己“創造了一個可供自我認同的嶄新的農民主體形象”。以史為鑒我們也可以反思,當代媒介抵達鄉村社會,是否還有這樣的深度,是否還有這樣的結構性互動,是否還能夠調動起群眾廣泛的積極性和參與性?

其次,讀報組踐行的是一種群眾廣泛參與的、業余的新聞生產模式,這與新聞專業主義截然不同。讀報組實踐中,人是業余的,讀報員不是記者、編輯,甚至連通訊員都不是,而且識字水平比較有限,主要是熱情和信念支撐他們完成這項工作,而不是專業主義,他們的主業是農業生產勞動;讀報的時間、地點也都是臨時的,他們經常是在田間地頭,利用農民勞作的休息時間讀報,有的地方規定,讀報只能占勞動休息時間的三分之一;或者是在晚上政治學習和生產大會之前,群眾陸陸續續到來,但尚未到齊的空隙中讀報……

但正是這種業余的方式推動了社會轉型發展和行業制度的完善,促進了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建立。這啟發我們思考:專業主義的發展路徑是不是人類社會或文化發展的唯一路徑,是否存在另外的可能性?業余,因其不是主業,就不會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從而保證了文化傳播活動的相對純粹性,以及區別于資本主義文化工業的獨立性;業余,挑戰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日益分野,以及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缺乏交流溝通的現實的社會結構,重返馬克思“生產者聯盟”或“勞動者聯盟”。至少在1950年代,讀報組建立了農村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統一于日常生產生活實踐的溝通機制。也在某種程度實現了馬克思所期望的,“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在這里獵人、漁夫、牧人和談判者、詩人的身份是可以在一個人身上實現統一的。如同在讀報組,很難說一個人是讀報員、通訊員,亦或是農民,因為其身份是多重的,又是統一的。

所以,業余性在某種程度上重啟了當代社會知識分子、白領、中產階級與工人、農民相聯結、并進而有機統一的進程,成為一個模糊的中間地帶,傳播即聯結,可賦予日益僵化的社會結構更多的“可溝通性”。

(本文摘自沙垚:《中國成立之初農村讀報組的歷史考察——以關中地區為例》,閱讀原文及學術引用,請務必參考《新聞記者》2018年第6期)